隋唐五代的兵家与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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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五代的兵家与兵学 隋唐王朝的建立,使得天下在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乱分裂之后,重新回归统一。这一时期的兵家上承先秦两汉的兵学传统,下启宋明兵学的重新繁荣,在贴近实战、注重实用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在战略决策、作战指挥、治军理兵、战法运用等方面,不乏独到的认识,从而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展示了独特的面貌。 唐代乾陵墓壁画,描绘了骑马的士兵。视觉中国 图 一、隋唐五代兵家的理论建树 在军事上,隋唐五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战争时有发生、变革深刻、兵家大显身手、兵学理论多有创新的历史阶段。当时,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兵书典籍。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一书的统计,这一时期的兵书计有216部,968卷;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则著录这一时期的兵书战策为164部,829卷。著名的兵书,包括无名氏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1] 、李靖的《卫公兵法》、李筌的《太白阴经》、李光弼的《统军灵辖秘策》、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杜牧的《孙子注》等。 这一时期也是注释《孙子兵法》的高峰时期,显著的标志是,《孙子兵法》为当时的各种典籍文献所征引和整理,如虞世南在出任隋朝秘书郎时辑就的类书《北堂书钞》的《武功部》中,曾多处摘抄引录《孙子兵法》的文字;唐代欧阳询领衔修纂的《艺文类聚》中,卷五十九《武部·将帅·战伐》、卷六十三《居处部·橹》、卷八十《火部·火》等类中,都分别摘录有《孙子兵法》之文。又如,由唐谏议大夫魏徵主纂的《群书治要》卷三十三之中,摘录有《孙子兵法》之文近千字,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唯民是保、爱卒、知彼知己等;但对《孙子兵法》一书中大量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示形动敌"等内容则摒弃不录,反映了儒学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后,人们对兵家价值观念的选择性取舍。杜佑撰有《通典》,其中《兵典》共有15卷,136个子目,各个细目基本上都以《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兵学原则为题,像"出其不意""以逸待劳""先夺其心"等等,并保存了《吴王孙武问对》[2]等部分孙子佚文,颇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史料参考价值。再如,在当时的一些经典注疏、文集、奏议、诗歌中,也多有言及孙子其人其书的情况,像《毛诗》孔颖达疏、《周礼》贾公彦疏、《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李善注、《管子》尹知章注中,都有征引《孙子兵法》的文字。[3] 宋代人编辑的《十一家注孙子》,唐人就占了五家,即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他们在注释中所阐释的兵学观点与注释方法,曾对后世的《孙子兵法》注释家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4] 除此之外,隋唐五代时期还有许多非兵书的论兵之作,散见于奏议、政论、类书、诗歌、史书、散文等文献典籍之中,如陆贽《陆宣公奏议》中的《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论沿边守备事宜状》《收河中后请罢兵状》诸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这一时期还扩大了对外的军事学术交流,有的兵书如《孙子兵法》等,就是在唐代传到日本的。[5]隋唐五代时期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军事家、兵学家,如杨坚、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李密、李渊、李世民、李靖、李勣、郭子仪、李光弼、李泌、李愬、杜牧、黄巢、柴荣等,他们卓越的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军事理性认识,更从另一个层面极大地扩展和增强了古代兵家的阵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兵学思想的宝库,使该时期的兵家壮大与兵学建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既为理论家,又为军事统帅或身处第一线的谋臣策士,善于将兵学基本原理与战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的局限性,为兵家群体的进一步壮大创造了条件,给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勃勃生机。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开展对该时期的兵家与兵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主要因为时的兵家学说的主要载体"兵书",由于种种原因,散佚甚多。隋与五代时期完整的兵书似乎已不复存在[6],唐代的兵书亦基本上失佚殆尽。例如,见于史籍著录的题为李靖撰著的《六军镜》等16部兵书,原书已不得见,尽管后人汪宗沂历经周折,钩沉辑佚,成《卫公兵法辑要》,但终究已非完璧,留下遗憾。同样,题为李光弼撰著的《统军灵辖秘策》等3部兵书,亦均已亡佚。[7]这对我们今天全面而科学地了解与认识隋唐五代的兵家及其兵学理论建树,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李筌《太白阴经》 二、隋唐五代兵家思想的时代特征 综观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其主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隋唐五代处于我国冷兵器时代的末期,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上承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冷兵器时代的兵学传统,下开宋、辽、金元、明、清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先河,是我国兵学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兵学理论研究者集冷兵器时代兵学研究之大成,在全面继承前人兵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创新与丰富发展。其中,特别是对某些重要兵学范畴的认识和阐释,多具新意,超越前人。如对主客、奇正、攻守、迂直、虚实、久速、诚诈、形神、形势等的论述,都有新的突破与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的主要内容及特色有精辟概括,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应该是该时期兵学理论发展中具有共性的现象。 在战略决策思想、作战指导理论、建军治军观念等方面,当时的兵学家们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例如,隋唐统一全国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隋文帝对突厥的战略用间思想,李世民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原则在轻骑兵条件下的熟练应用,以虎牢之战为典范的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作战指导,隋唐两代对渡江攻城协同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反客为主方针,因常而异、虚实相生的避实击虚原则,分别轻重、以长制短的灵活应变方略,府兵制的实行所体现的寓兵于农、组织严密的建军思想,居重驭轻、实内虚外的国防布局理念,夷夏一体、安内服外的富国强兵理论,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化与发展,隋唐五代兵家群体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兵家,普遍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新境界,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了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接近于科学化。这对于古典兵学理论研究来说,乃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同时,当时兵家的研究视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了。 其次,隋唐五代的兵家有关兵学理论中主要命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深化,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整合与融汇,至隋唐时期进入了第三个高潮[8]。隋代思想家王通著《文中子》,汲汲于倡导"三教可一",唐代更是主张儒、释、道三教的并存包容,而孔颖达《五经正义》的编纂与推出,则是当时思想文化重新整合、以迎合隋唐"大一统"帝国统一思想的需要之标志性象征。 这一思想文化大整合的时代特征,在当时的兵家研究中同样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也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融会贯通。如李筌的《太白阴经》及为《阴符经》所作注疏,就带有道兵家的浓厚色彩。李筌既强调"主有道德",又主张"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因此,王重民曾指出,《太白阴经》是一部"以道家言言兵事"[9]的兵学专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在评论《太白阴经》一书的特色时也指出:"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显而易见,李筌无疑是一位博取众家之长,融道、儒、兵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兵学家。 同样,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一书,也是一部儒、道、兵相融汇互补的兵学典籍,在王真看来,"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10]。王真指出战争起源于"有为",热衷于"争",即"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11];主张戢兵去战,清静"无为",即"无为者,戢兵之源;不争者,息战之本"[12];强调统治者要谦柔用晦,慈爱包容,"以道化天下",反对麻痹轻敌,认为"好战于外,犹有胜负;无备于内,必至灭亡"[13];认为对战争要有预见性,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即"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14]。在战略上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强者的用兵原则,即其后裔孙膑所提倡的"战胜而强立"之道。在孙子看来,战略上最好的手段,就是进攻、再进攻,直至胜利!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主张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强大的力量,迅雷不及掩耳,摧枯拉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堕其城,隳其国","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所以,毫无疑义,孙子的战争哲学,是进攻至上,特色是刚强进取,基本手段,是先发制人。这是中国兵家文化的一条明线,一个主流。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兵家文化中必然同时存在着一条暗线、一支潜流。这股潜流,就是由《老子》的哲学所推导出来的以防御为本质特征的战略指导原则。它强调防御的特殊地位,主张知雄守雌、知荣守辱,提倡"柔武","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15]。柔弱胜刚强,基本的表现形式与手段为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这两条线索互为关系,共存互补,从而使得中国历代战略文化生生不息,日臻成熟!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正是后者兵家理论得以集中体现的一个具体范例。而唐代的不少兵书之所以具有较为浓重的道家色彩,当与李唐皇帝尊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有一定的关系。 再如,杜牧学贯古今,慨然论兵,甚博而详,多有卓识。他认为"文武"二道,不可倚轻倚重,不能偏废,轻视军事必将"亡失根本"。因此,他主张在战争指导上"计画"应缜密稳妥,"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值得注意的是,杜牧特别强调《孙子兵法》在兵家理论宝库中具有镇馆之宝的崇高地位,肯定其不可替代性,认为"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16];并指出《孙子兵法》的根本特点,是"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 "[17]。他注意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和揭示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所代表的传统兵学原理进行注解,"某所注孙武十三篇……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18],因而多有发明。宋人欧阳修对作为兵家的杜牧不胜敬慕,推崇备至,曾称道杜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19]。而清代李慈铭也推许说: "《孙子十一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 "[20]"博"和"详",的确是杜牧注《孙子》的两个主要特点,也是兵家杜牧的显著优势所在。 陆贽将儒、兵思想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谈兵之内容切实而旨远,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他曾经亟切地提倡"文武并兴,农战兼务",认为只有贯彻这一方针,才能使唐王朝从"安史之乱"造成的颓势中摆脱,转危为安,做到"居则足食,动则足兵。兵足则威,食足则固。威则暴乱息,固则教化成"[21]。又如,他把加强边防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之一,积极主张"备边御戎",以历史经验为借鉴,深刻地阐明了边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强调"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22]。他还提倡要强化军队的训练,严肃军纪军法,打造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23]。众所周知,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常常能活跃人们的思维,从而迸发出新的兵学思想的火花,缘是之故,这一时期的兵家有关兵学命题的论述多有创见,新义迭呈,独领风骚。 陆贽画像 此外,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兵家及其兵学理论更具有总结性和实用性。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家相类似,隋唐五代兵家群体的理论造诣和兵学思想的发展水平,往往不在于原理的发现与建构,而主要表现为注重于兵法原理与军事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乃是对经典兵法的二度创造,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如《长短经》《太白阴经》《通典》中的兵典内容等,都采取了对前人的兵学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归纳、注释、阐发的体例。当时不少兵家著述的内容常常着眼于实际的运用。大至国家战略的制定,小至基本队形的训练、兵器的配备与使用、战马喂养、医药救护,等等,都有具体而翔实的论述,其兵学理论更加面向战争的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清代四库馆馆臣曾对赵蕤的《长短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24]我们认为,四库馆臣这段评价文字,不仅是针对《长短经》所说的,其实也可以视为是对隋唐五代兵家及其理论"实用理性"这一特征的整体揭示。 至于实践型兵家,如高颎、贺若弼、李泌、王朴等人的对策性研究,诸如《取陈策》《御授平陈七策》《平叛策》《平边策》等,更是一脉继承了韩信《汉中对》、晁错《论兵事疏》、诸葛亮《隆中对》、羊祜《平吴疏》等典范的传统,贴近现实,切敷实用,注重现实军事斗争中的可操作性。具体地说,它们都不是抽象的兵学原则阐发,而是针对现实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饱含兵法一般原理而做出的具体战略对策方案,对象明确,手段具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兵学理论与战争实践二者之间圆满结合的典范,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兵学的功用与效应,为兵学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这方面,高颎的《取陈策》与李泌的《平叛策》,可以说是十分生动的典范,我们综观高颎所献之谋策,可发现其要点有三:第一,积极破坏陈朝方面正常的生产秩序,从经济上拖垮敌人,为隋朝的战略进攻创造有利的态势。具体的做法是,在江南收获季节,调集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摆出进攻的架势,"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迫使陈国方面屯兵守御,因而耽误其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废其农时"。第二,采用派遣间谍进入敌境之法,破坏陈朝后方战略物资储备。具体做法是,"密遣行人"潜入陈国境内,"因风纵火",焚毁陈朝的战略物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只要陈朝方面重建就绪,就毫不犹豫地再次烧毁,即"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彻底破坏其财力物力,扰乱并打击其军心士气。第三,采用佯动误敌的方法,麻痹陈军,削弱和瓦解陈朝的江防能力,为隋军日后发起突然袭击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即"多方以误之",先以部分兵力佯动,诱使陈军集结,待陈军出动后便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便会习以为常,丧失警惕,"后更集兵,彼必不信"。这样当隋军真正大举南下时,陈军必然会措手不及,一溃千里,从而收到战略突袭一举成功的奇效,此所谓"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25]。 又如李泌的《平叛策》,它的核心,就是明确提出了唐军的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结合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规划了具体的战略步骤。其战略目标,总的来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逐渐收拾残局,翦灭安史叛军,再造国家统一。其基本思路,是从战略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不以迅速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为主要目的,而是等待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势力后,再水到渠成地光复两京,重新建立唐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应该说,李泌的战略谋划是合乎当时的战略形势的,也是唐王朝彻底平息叛乱、再造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同样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其独特的价值。[26] 另外,细加考察,我们能发现,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及其思想,可以唐代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兵家普遍具有积极进取与开拓创新两大特点,其思想的显著特征,是积极向上,勇于进取,锐意创新。后期的兵家及其思想,本质上是内向性多于外向,守成多于进取,保守多于开拓,理论体系的打造相对较弱化,兵学的内容多着眼于对策性研究,局囿于应对特定的事件与变乱。这多少限制了兵学理论研究的高度与境界。 约公元618年至700年,墓葬中的士兵雕塑。视觉中国 图 最后,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及其思想,对后世兵家与兵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这一时期兵家基于战争实践所总结出的一些重要兵学指导原则,如关于持久战的基本认识,关于战略用间、边疆军事羁縻、防止割据分裂的思想以及异彩纷呈的作战指挥艺术,等等,都为后人所高度重视并灵活运用。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兵书,如《卫公兵法》《太白阴经》《统军灵辖秘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也成为后来军事统帅与兵学家的必读之书,尤其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宋神宗时期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当时和此后武学的兵学教科书之一。宋代学者戴少望在其《将鉴论断》中称道它"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可谓笃评。 在兵书的编纂体例上,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也同样对后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像《长短经》《通典》等分类辑录兵学论述的编纂方法,就为后人所仿效,宋代的《武经总要》、明代的《武备志》等大型军事类书的编纂体例,应该是受到了唐代人的启发并有所发展的。此外,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地理图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唐代《括地志》《元和郡国图志》等著述的出现,对后世兵家的军事地理学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形成及成熟亦不无积极的意义,这一点,在清代顾祖禹所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有相当翔实的体现,所谓"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 综上所述,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在兵学理论建树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芒。这些兵学理论既是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家及其兵学理论成就的继承与发展,也为两宋乃至明清时期兵家队伍的发展壮大,兵学思想的再次繁荣兴盛提供了比较可贵的契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1.关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的成书与作者,古今学术界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宋人阮逸伪托之作;其书为宋神宗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之间多次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唐末宋初无名氏伪作,等等。我的基本看法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当是无名氏所作,其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唐代晚期以至五代时期。当时战乱频繁,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于是潜心于探讨军事学术问题,以期满足于战争实践的需要。到了宋代,鉴于李靖的诸多兵书皆已散佚,"世无全书 ",而神宗熙宁年间对李靖兵法校正、分类、解释的工作又未取得十分理想的结果,因此,当元丰年间最终编定《武经七书》时,朝廷遂决定根据"兵法七书 "已收录《问对》的既成事实,仍将《问对》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列为将校必读的武学经典之一。(参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考论,《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2.按:《吴王孙武问对》共十一篇,载录于杜佑《通典》"一五九卷 "。从原文内容看,均系吴王准备与楚国进行决战时与孙武的对话。十一篇战法都是针对楚国地理条件的特点而提出的。它对《孙子》十三篇,有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作用。其中尤其对阅读和理解《九地》《地形》与《行军》诸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有关《孙子》的佚文,可参考清人毕以珣《孙子叙录》和王仁俊《孙子佚文》(载《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文献的辑录内容。 4.《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刊有白立超《〈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孟氏注为唐注考辨》一文,认为"孟氏注 "为南朝梁人之注释的成说值得商榷,指出"孟氏注 "当为唐人的注释。如白氏此说能得到学界的认同,则"十一家注 "之中,唐人当有六家,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5.据《续日本纪》二十二记载,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吉备真备,在唐代玄宗开元年间以遣唐使的身份留学中国,回日本时携带《孙子兵法》等书回国,并于日本天平宝字四年(760 年),亲授《孙子兵法·九地》诸篇。 6.宋代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曾提到五代后周时有《张昭兵法》,《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张昭制旨兵法》,两书当为同一部书。张昭在周世宗时为兵部尚书,《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兵部尚书张昭奏,准诏撰集兵法,分为十卷,四十二门,名之为《制旨兵法》。优诏褒美,仍以器币赐之。遗憾的是,其书已佚。不过片言只语藉《武经七书讲义》而得以保存,如言《孙子兵法》的主旨是"以权谋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 "(《施氏七书讲义》卷一《孙子·始计》引,《中国兵书集成》第8册),就是很有识见的看法。 7.《郡斋读书志·兵家类》云:李光弼此书结尾处有曰:"吕望智廓而远,孙武思幽而秘,黄石宽而重断,吴起严而贵勇,墨翟守而无攻,老聃胜而不美。今择其精要,杂以愚识,为一家之书。"可知此书辑有孙子、吴起等兵家之言,并有作者自己的融汇与阐释。 8.第一个高潮是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 ",统一思想、规范礼乐;第二个高潮起源于战国中后期,完成于董仲舒思想学术的兼容并蓄,以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标志。 9.《阃外春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视《老子》一书为"兵书 ",也不是王真等个别人的观点,在古代学界存在着相当多的共识。如宋代苏辙曾经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 "(《老子解》卷二)。而《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则著录有"《老子兵书》一卷 "。 11.《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12.《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上善若水章》 13.《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用兵有言章》 14.《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善行无辙迹章》 15.《逸周书 ·柔武》 16.《樊川文集 ·注孙子序》 17.《樊川文集 ·注孙子序》 18.《樊川文集 ·上周相公书》 19.《欧阳修全集 ·孙子后序》 20.《越缦堂日记》同治壬申年五月十一日,扬州:广陵书社 ,2004 年版。 21.《陆宣公奏议 ·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制》 22.《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23.《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2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七《子部二十七》 25.《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26.李泌战略对策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李泌传》的相关记载。 本文摘自黄朴民《中国兵学二十讲》,原题为《隋唐五代:兵家与兵学概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中国兵学二十讲》,黄朴民/著,新时代出版社,202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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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五代的兵家与兵学 隋唐王朝的建立,使得天下在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乱分裂之后,重新回归统一。这一时期的兵家上承先秦两汉的兵学传统,下启宋明兵学的重新繁荣,在贴近实战、注重实用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在战略决策、作战指挥、治军理兵、战法运用等方面,不乏独到的认识,从而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展示了独特的面貌。 唐代乾陵墓壁画,描绘了骑马的士兵。视觉中国 图 一、隋唐五代兵家的理论建树 在军事上,隋唐五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战争时有发生、变革深刻、兵家大显身手、兵学理论多有创新的历史阶段。当时,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兵书典籍。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一书的统计,这一时期的兵书计有216部,968卷;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则著录这一时期的兵书战策为164部,829卷。著名的兵书,包括无名氏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1] 、李靖的《卫公兵法》、李筌的《太白阴经》、李光弼的《统军灵辖秘策》、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杜牧的《孙子注》等。 这一时期也是注释《孙子兵法》的高峰时期,显著的标志是,《孙子兵法》为当时的各种典籍文献所征引和整理,如虞世南在出任隋朝秘书郎时辑就的类书《北堂书钞》的《武功部》中,曾多处摘抄引录《孙子兵法》的文字;唐代欧阳询领衔修纂的《艺文类聚》中,卷五十九《武部·将帅·战伐》、卷六十三《居处部·橹》、卷八十《火部·火》等类中,都分别摘录有《孙子兵法》之文。又如,由唐谏议大夫魏徵主纂的《群书治要》卷三十三之中,摘录有《孙子兵法》之文近千字,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唯民是保、爱卒、知彼知己等;但对《孙子兵法》一书中大量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示形动敌"等内容则摒弃不录,反映了儒学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后,人们对兵家价值观念的选择性取舍。杜佑撰有《通典》,其中《兵典》共有15卷,136个子目,各个细目基本上都以《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兵学原则为题,像"出其不意""以逸待劳""先夺其心"等等,并保存了《吴王孙武问对》[2]等部分孙子佚文,颇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史料参考价值。再如,在当时的一些经典注疏、文集、奏议、诗歌中,也多有言及孙子其人其书的情况,像《毛诗》孔颖达疏、《周礼》贾公彦疏、《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李善注、《管子》尹知章注中,都有征引《孙子兵法》的文字。[3] 宋代人编辑的《十一家注孙子》,唐人就占了五家,即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他们在注释中所阐释的兵学观点与注释方法,曾对后世的《孙子兵法》注释家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4] 除此之外,隋唐五代时期还有许多非兵书的论兵之作,散见于奏议、政论、类书、诗歌、史书、散文等文献典籍之中,如陆贽《陆宣公奏议》中的《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论沿边守备事宜状》《收河中后请罢兵状》诸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这一时期还扩大了对外的军事学术交流,有的兵书如《孙子兵法》等,就是在唐代传到日本的。[5]隋唐五代时期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军事家、兵学家,如杨坚、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李密、李渊、李世民、李靖、李勣、郭子仪、李光弼、李泌、李愬、杜牧、黄巢、柴荣等,他们卓越的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军事理性认识,更从另一个层面极大地扩展和增强了古代兵家的阵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兵学思想的宝库,使该时期的兵家壮大与兵学建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既为理论家,又为军事统帅或身处第一线的谋臣策士,善于将兵学基本原理与战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的局限性,为兵家群体的进一步壮大创造了条件,给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勃勃生机。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开展对该时期的兵家与兵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主要因为时的兵家学说的主要载体"兵书",由于种种原因,散佚甚多。隋与五代时期完整的兵书似乎已不复存在[6],唐代的兵书亦基本上失佚殆尽。例如,见于史籍著录的题为李靖撰著的《六军镜》等16部兵书,原书已不得见,尽管后人汪宗沂历经周折,钩沉辑佚,成《卫公兵法辑要》,但终究已非完璧,留下遗憾。同样,题为李光弼撰著的《统军灵辖秘策》等3部兵书,亦均已亡佚。[7]这对我们今天全面而科学地了解与认识隋唐五代的兵家及其兵学理论建树,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李筌《太白阴经》 二、隋唐五代兵家思想的时代特征 综观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其主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隋唐五代处于我国冷兵器时代的末期,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上承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冷兵器时代的兵学传统,下开宋、辽、金元、明、清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先河,是我国兵学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兵学理论研究者集冷兵器时代兵学研究之大成,在全面继承前人兵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创新与丰富发展。其中,特别是对某些重要兵学范畴的认识和阐释,多具新意,超越前人。如对主客、奇正、攻守、迂直、虚实、久速、诚诈、形神、形势等的论述,都有新的突破与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的主要内容及特色有精辟概括,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应该是该时期兵学理论发展中具有共性的现象。 在战略决策思想、作战指导理论、建军治军观念等方面,当时的兵学家们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例如,隋唐统一全国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隋文帝对突厥的战略用间思想,李世民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原则在轻骑兵条件下的熟练应用,以虎牢之战为典范的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作战指导,隋唐两代对渡江攻城协同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反客为主方针,因常而异、虚实相生的避实击虚原则,分别轻重、以长制短的灵活应变方略,府兵制的实行所体现的寓兵于农、组织严密的建军思想,居重驭轻、实内虚外的国防布局理念,夷夏一体、安内服外的富国强兵理论,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化与发展,隋唐五代兵家群体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兵家,普遍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新境界,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了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接近于科学化。这对于古典兵学理论研究来说,乃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同时,当时兵家的研究视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了。 其次,隋唐五代的兵家有关兵学理论中主要命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深化,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整合与融汇,至隋唐时期进入了第三个高潮[8]。隋代思想家王通著《文中子》,汲汲于倡导"三教可一",唐代更是主张儒、释、道三教的并存包容,而孔颖达《五经正义》的编纂与推出,则是当时思想文化重新整合、以迎合隋唐"大一统"帝国统一思想的需要之标志性象征。 这一思想文化大整合的时代特征,在当时的兵家研究中同样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也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融会贯通。如李筌的《太白阴经》及为《阴符经》所作注疏,就带有道兵家的浓厚色彩。李筌既强调"主有道德",又主张"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因此,王重民曾指出,《太白阴经》是一部"以道家言言兵事"[9]的兵学专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在评论《太白阴经》一书的特色时也指出:"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显而易见,李筌无疑是一位博取众家之长,融道、儒、兵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兵学家。 同样,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一书,也是一部儒、道、兵相融汇互补的兵学典籍,在王真看来,"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10]。王真指出战争起源于"有为",热衷于"争",即"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11];主张戢兵去战,清静"无为",即"无为者,戢兵之源;不争者,息战之本"[12];强调统治者要谦柔用晦,慈爱包容,"以道化天下",反对麻痹轻敌,认为"好战于外,犹有胜负;无备于内,必至灭亡"[13];认为对战争要有预见性,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即"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14]。在战略上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强者的用兵原则,即其后裔孙膑所提倡的"战胜而强立"之道。在孙子看来,战略上最好的手段,就是进攻、再进攻,直至胜利!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主张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强大的力量,迅雷不及掩耳,摧枯拉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堕其城,隳其国","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所以,毫无疑义,孙子的战争哲学,是进攻至上,特色是刚强进取,基本手段,是先发制人。这是中国兵家文化的一条明线,一个主流。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兵家文化中必然同时存在着一条暗线、一支潜流。这股潜流,就是由《老子》的哲学所推导出来的以防御为本质特征的战略指导原则。它强调防御的特殊地位,主张知雄守雌、知荣守辱,提倡"柔武","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15]。柔弱胜刚强,基本的表现形式与手段为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这两条线索互为关系,共存互补,从而使得中国历代战略文化生生不息,日臻成熟!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正是后者兵家理论得以集中体现的一个具体范例。而唐代的不少兵书之所以具有较为浓重的道家色彩,当与李唐皇帝尊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有一定的关系。 再如,杜牧学贯古今,慨然论兵,甚博而详,多有卓识。他认为"文武"二道,不可倚轻倚重,不能偏废,轻视军事必将"亡失根本"。因此,他主张在战争指导上"计画"应缜密稳妥,"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值得注意的是,杜牧特别强调《孙子兵法》在兵家理论宝库中具有镇馆之宝的崇高地位,肯定其不可替代性,认为"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16];并指出《孙子兵法》的根本特点,是"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 "[17]。他注意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和揭示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所代表的传统兵学原理进行注解,"某所注孙武十三篇……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18],因而多有发明。宋人欧阳修对作为兵家的杜牧不胜敬慕,推崇备至,曾称道杜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19]。而清代李慈铭也推许说: "《孙子十一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 "[20]"博"和"详",的确是杜牧注《孙子》的两个主要特点,也是兵家杜牧的显著优势所在。 陆贽将儒、兵思想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谈兵之内容切实而旨远,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他曾经亟切地提倡"文武并兴,农战兼务",认为只有贯彻这一方针,才能使唐王朝从"安史之乱"造成的颓势中摆脱,转危为安,做到"居则足食,动则足兵。兵足则威,食足则固。威则暴乱息,固则教化成"[21]。又如,他把加强边防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之一,积极主张"备边御戎",以历史经验为借鉴,深刻地阐明了边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强调"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22]。他还提倡要强化军队的训练,严肃军纪军法,打造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23]。众所周知,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常常能活跃人们的思维,从而迸发出新的兵学思想的火花,缘是之故,这一时期的兵家有关兵学命题的论述多有创见,新义迭呈,独领风骚。 陆贽画像 此外,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兵家及其兵学理论更具有总结性和实用性。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家相类似,隋唐五代兵家群体的理论造诣和兵学思想的发展水平,往往不在于原理的发现与建构,而主要表现为注重于兵法原理与军事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乃是对经典兵法的二度创造,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如《长短经》《太白阴经》《通典》中的兵典内容等,都采取了对前人的兵学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归纳、注释、阐发的体例。当时不少兵家著述的内容常常着眼于实际的运用。大至国家战略的制定,小至基本队形的训练、兵器的配备与使用、战马喂养、医药救护,等等,都有具体而翔实的论述,其兵学理论更加面向战争的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清代四库馆馆臣曾对赵蕤的《长短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24]我们认为,四库馆臣这段评价文字,不仅是针对《长短经》所说的,其实也可以视为是对隋唐五代兵家及其理论"实用理性"这一特征的整体揭示。 至于实践型兵家,如高颎、贺若弼、李泌、王朴等人的对策性研究,诸如《取陈策》《御授平陈七策》《平叛策》《平边策》等,更是一脉继承了韩信《汉中对》、晁错《论兵事疏》、诸葛亮《隆中对》、羊祜《平吴疏》等典范的传统,贴近现实,切敷实用,注重现实军事斗争中的可操作性。具体地说,它们都不是抽象的兵学原则阐发,而是针对现实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饱含兵法一般原理而做出的具体战略对策方案,对象明确,手段具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兵学理论与战争实践二者之间圆满结合的典范,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兵学的功用与效应,为兵学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这方面,高颎的《取陈策》与李泌的《平叛策》,可以说是十分生动的典范,我们综观高颎所献之谋策,可发现其要点有三:第一,积极破坏陈朝方面正常的生产秩序,从经济上拖垮敌人,为隋朝的战略进攻创造有利的态势。具体的做法是,在江南收获季节,调集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摆出进攻的架势,"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迫使陈国方面屯兵守御,因而耽误其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废其农时"。第二,采用派遣间谍进入敌境之法,破坏陈朝后方战略物资储备。具体做法是,"密遣行人"潜入陈国境内,"因风纵火",焚毁陈朝的战略物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只要陈朝方面重建就绪,就毫不犹豫地再次烧毁,即"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彻底破坏其财力物力,扰乱并打击其军心士气。第三,采用佯动误敌的方法,麻痹陈军,削弱和瓦解陈朝的江防能力,为隋军日后发起突然袭击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即"多方以误之",先以部分兵力佯动,诱使陈军集结,待陈军出动后便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便会习以为常,丧失警惕,"后更集兵,彼必不信"。这样当隋军真正大举南下时,陈军必然会措手不及,一溃千里,从而收到战略突袭一举成功的奇效,此所谓"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25]。 又如李泌的《平叛策》,它的核心,就是明确提出了唐军的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结合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规划了具体的战略步骤。其战略目标,总的来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逐渐收拾残局,翦灭安史叛军,再造国家统一。其基本思路,是从战略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不以迅速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为主要目的,而是等待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势力后,再水到渠成地光复两京,重新建立唐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应该说,李泌的战略谋划是合乎当时的战略形势的,也是唐王朝彻底平息叛乱、再造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同样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其独特的价值。[26] 另外,细加考察,我们能发现,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及其思想,可以唐代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兵家普遍具有积极进取与开拓创新两大特点,其思想的显著特征,是积极向上,勇于进取,锐意创新。后期的兵家及其思想,本质上是内向性多于外向,守成多于进取,保守多于开拓,理论体系的打造相对较弱化,兵学的内容多着眼于对策性研究,局囿于应对特定的事件与变乱。这多少限制了兵学理论研究的高度与境界。 约公元618年至700年,墓葬中的士兵雕塑。视觉中国 图 最后,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及其思想,对后世兵家与兵学思想发展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这一时期兵家基于战争实践所总结出的一些重要兵学指导原则,如关于持久战的基本认识,关于战略用间、边疆军事羁縻、防止割据分裂的思想以及异彩纷呈的作战指挥艺术,等等,都为后人所高度重视并灵活运用。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兵书,如《卫公兵法》《太白阴经》《统军灵辖秘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也成为后来军事统帅与兵学家的必读之书,尤其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宋神宗时期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当时和此后武学的兵学教科书之一。宋代学者戴少望在其《将鉴论断》中称道它"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可谓笃评。 在兵书的编纂体例上,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也同样对后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像《长短经》《通典》等分类辑录兵学论述的编纂方法,就为后人所仿效,宋代的《武经总要》、明代的《武备志》等大型军事类书的编纂体例,应该是受到了唐代人的启发并有所发展的。此外,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地理图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唐代《括地志》《元和郡国图志》等著述的出现,对后世兵家的军事地理学研究和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形成及成熟亦不无积极的意义,这一点,在清代顾祖禹所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有相当翔实的体现,所谓"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 综上所述,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在兵学理论建树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芒。这些兵学理论既是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家及其兵学理论成就的继承与发展,也为两宋乃至明清时期兵家队伍的发展壮大,兵学思想的再次繁荣兴盛提供了比较可贵的契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1.关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的成书与作者,古今学术界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宋人阮逸伪托之作;其书为宋神宗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之间多次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唐末宋初无名氏伪作,等等。我的基本看法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当是无名氏所作,其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唐代晚期以至五代时期。当时战乱频繁,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于是潜心于探讨军事学术问题,以期满足于战争实践的需要。到了宋代,鉴于李靖的诸多兵书皆已散佚,"世无全书 ",而神宗熙宁年间对李靖兵法校正、分类、解释的工作又未取得十分理想的结果,因此,当元丰年间最终编定《武经七书》时,朝廷遂决定根据"兵法七书 "已收录《问对》的既成事实,仍将《问对》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列为将校必读的武学经典之一。(参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考论,《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2.按:《吴王孙武问对》共十一篇,载录于杜佑《通典》"一五九卷 "。从原文内容看,均系吴王准备与楚国进行决战时与孙武的对话。十一篇战法都是针对楚国地理条件的特点而提出的。它对《孙子》十三篇,有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作用。其中尤其对阅读和理解《九地》《地形》与《行军》诸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有关《孙子》的佚文,可参考清人毕以珣《孙子叙录》和王仁俊《孙子佚文》(载《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文献的辑录内容。 4.《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刊有白立超《〈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孟氏注为唐注考辨》一文,认为"孟氏注 "为南朝梁人之注释的成说值得商榷,指出"孟氏注 "当为唐人的注释。如白氏此说能得到学界的认同,则"十一家注 "之中,唐人当有六家,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5.据《续日本纪》二十二记载,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吉备真备,在唐代玄宗开元年间以遣唐使的身份留学中国,回日本时携带《孙子兵法》等书回国,并于日本天平宝字四年(760 年),亲授《孙子兵法·九地》诸篇。 6.宋代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曾提到五代后周时有《张昭兵法》,《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张昭制旨兵法》,两书当为同一部书。张昭在周世宗时为兵部尚书,《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兵部尚书张昭奏,准诏撰集兵法,分为十卷,四十二门,名之为《制旨兵法》。优诏褒美,仍以器币赐之。遗憾的是,其书已佚。不过片言只语藉《武经七书讲义》而得以保存,如言《孙子兵法》的主旨是"以权谋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 "(《施氏七书讲义》卷一《孙子·始计》引,《中国兵书集成》第8册),就是很有识见的看法。 7.《郡斋读书志·兵家类》云:李光弼此书结尾处有曰:"吕望智廓而远,孙武思幽而秘,黄石宽而重断,吴起严而贵勇,墨翟守而无攻,老聃胜而不美。今择其精要,杂以愚识,为一家之书。"可知此书辑有孙子、吴起等兵家之言,并有作者自己的融汇与阐释。 8.第一个高潮是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 ",统一思想、规范礼乐;第二个高潮起源于战国中后期,完成于董仲舒思想学术的兼容并蓄,以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标志。 9.《阃外春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视《老子》一书为"兵书 ",也不是王真等个别人的观点,在古代学界存在着相当多的共识。如宋代苏辙曾经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 "(《老子解》卷二)。而《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则著录有"《老子兵书》一卷 "。 11.《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12.《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上善若水章》 13.《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用兵有言章》 14.《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善行无辙迹章》 15.《逸周书 ·柔武》 16.《樊川文集 ·注孙子序》 17.《樊川文集 ·注孙子序》 18.《樊川文集 ·上周相公书》 19.《欧阳修全集 ·孙子后序》 20.《越缦堂日记》同治壬申年五月十一日,扬州:广陵书社 ,2004 年版。 21.《陆宣公奏议 ·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制》 22.《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23.《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2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七《子部二十七》 25.《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26.李泌战略对策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李泌传》的相关记载。 本文摘自黄朴民《中国兵学二十讲》,原题为《隋唐五代:兵家与兵学概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中国兵学二十讲》,黄朴民/著,新时代出版社,2026年4月版
